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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王偉
　　10月31日，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分組審議了《刑法修正案(九)草案》(下稱《草案》)。《草案》對受賄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作出了重大修改，取消原來的具體數額限制，而以“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”、“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”和“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”代替。這種變化無疑是對反腐司法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提升。筆者認為，受賄罪還必須考慮情節性因素，具體緣由如下。
　　“數額”與“情節”並存的立法模式在我國刑法中非常普遍。數額犯是刑法中較為常見的犯罪類型，但數額不能作為定罪的絕對標準。例如，刑法分則第5章中屬於典型數額犯的盜竊罪、搶奪罪、搶劫罪、敲詐勒索罪等財產型犯罪，也都規定有情節犯。顯而易見，既然這些典型的數額犯中都規定有情節犯，並且在司法實踐中對於此類犯罪量刑時也必須考慮情節因素，在數額犯中加入情節因素亦屬順理成章。而尤其應該註意的是，賄賂犯罪其實已有“數額”加“情節”標準並存的立法模式。刑法有關對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規定，設置了“數額較大或有其他較重情節”“數額巨大或有其他嚴重情節”“數額特別巨大或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”不同的量刑幅度。從某種意義上而言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中情節因素的設置，應當是對受賄犯罪中量刑標準單純從數額標準到構建“數額”與“情節”並存的立法模式的積極嘗試。就該罪而言，即便收受賄賂數額未達到數額較大的立案標準，但若因受賄行為而使國家或者社會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，或者故意刁難、要挾有關單位、個人，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，亦應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定罪處罰。
　　將情節因素引入受賄罪具有合理性。將“數額”和“情節”同時納入受賄罪標準，是我國受賄罪刑事立法的一種重大突破。事實上，儘管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中均將數額作為受賄罪定罪量刑的唯一標準，但是就其本質而言，受賄罪並非屬於財產犯罪而是職務犯罪。我國刑法學通說認為，受賄罪的法益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廉潔性，而受賄數額只是說明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受侵害的程度大小而已。誠如有學者所言:“受賄罪的社會危害性主要體現在妨害國家法律、政策貫徹實施，腐蝕幹部隊伍，以及敗壞國家機關、企事業單位的威信等方面”，決不能僅僅依照數額大小來確定受賄罪社會危害性，而“行為人的主觀惡性、行為方式及次數、犯罪對象、行為是否違背職務及違背職務的程度、對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等情節，均能從不同側面反映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”。因此，將數額作為受賄罪單純標準，實質上是混淆了職務犯罪與財產型犯罪的本質區別。據此，將情節因素引入受賄罪具有合理性。
　　需要指出的是，《草案》並未對受賄罪中何為“情節嚴重”等情節因素予以說明。筆者認為，可以用司法解釋的形式予以明確。具體而言，可以在明確受賄次數、受賄手段(例如公開性同時一次接收多人賄賂，還是秘密性逐一分別接收多人賄賂)、受賄主體情況(紀檢監察人員受賄)、受賄動機(如為包二奶養情婦而受賄還是為兒女湊齊學雜費而受賄)、受賄犯罪的後果等等諸多情節的基礎上，然後再規定“以及其他情節”的兜底條款，從而使自由裁量權受到有效拘束，而刑法穩定性亦能得到保障。
　　(作者為河南省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)　　（原標題：受賄罪須考慮情節因素）